让敦煌文献“孤儿回家”“亲人团聚”——敦煌

时间:2020-12-14 10:04       来源: 未知

光明日报记者杜羽
那个写着“敷已”两个字的敦煌残片,是徐州工程学院的朱若溪注意到的。
那是几年前,她还在浙江大学读博士。在翻阅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》时,她发现一个编号为“北敦2301号”的敦煌残卷,卷首贴着一张小纸片,上面只有“敷已”两个字,前不着村,后不着店。这个敦煌卷子抄写的是《金光明经》卷二,对比传世文本可以知道,其中并没有“敷已”二字接连出现的情况。她想,这张小纸片应该是从别的地方脱落下来的,也许来自裱补在卷子背面的废纸——古人常把废弃的旧纸用作裱补的材料。
她的导师张涌泉看到这张纸片时,脑子里跳出了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中的一段话:“佛告具寿阿难陀:‘汝可于此树下,为我敷座。’时阿难陀受教敷已……”这里的“敷”有“铺设”之意,“已”表示完成,后面一句是说,阿难陀根据佛的吩咐铺设好了座位。仔细揣摩这张残片,“敷”字前还残留着一点笔画,很像“教”字的下半部分。这张残片会不会来自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?
顺着这个思路,朱若溪开始排查。查到“北敦3894号”敦煌卷子时,有了线索。这卷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其中一处残损,“教”字只剩了上半部分,将那张写着“敷已”的残片填充进去,刚好就可以连成“时阿难陀受教敷已”。不仅上面的“教”字能拼合起来,就连纸片右侧残存的墨迹也有了归属——来自前面经文的“陁”“汝”二字。
这种拼合,学者习惯称之为“缀合”。对敦煌残卷进行系统全面的缀合,哪怕是片纸只字也不轻易放过,让“孤儿回家”,让“亲人团聚”,这是近10年来浙江大学张涌泉团队的主要工作。他们的研究显示,超过25%的敦煌卷子可以缀合。

让敦煌文献“孤儿回家”“亲人团聚”——敦煌


俄敦11018号+北敦11731号+伯5019号《孟姜女变文》缀合图。资料图片
汇集敦煌残卷,拼接起古代文明
绝大多数敦煌文献残缺不全,有学者统计,比例超过了90%。
“这种缀合工作是我们正式做研究工作之前的第一件事。”对于缀合,20世纪80年代初,敦煌学大家、杭州大学教授姜亮夫曾有过这样的论断。
缀合,是敦煌文献研究的基础。系统全面的缀合,需要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汇集在一起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学者难有这样的条件。20世纪30年代,姜亮夫和王重民、向达等中国学者曾到欧洲抄录、拍摄敦煌卷子,但终究无法将海外敦煌文献全部“搬运”回国。那时,中国藏敦煌文献也尚未完全公布。如今,英国、法国、中国、俄罗斯四大馆藏敦煌文献大多已经公布,系统全面的缀合具备了基本条件。
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张新朋在跟随张涌泉读博士时,梳理过最晚公布的俄藏敦煌文献,一张未定名的残片引起了他的兴趣。这张残片的正面,还剩9行字;背面是很不完整的图画,左侧像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,右下像城池的一角。这让他想起了许多知名敦煌学者曾经讨论过的法藏“伯5019号”和国图藏“北敦11731号”,那两张残片也都是一面文字、一面图画,有学者将它们缀合在一起,定名为《孟姜女变文》。这个编号为“俄敦11018号”的残片,从正面可以识读出“遂共其妻执别”“丈夫须慷慨”等文句,或许与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有关。
缀合的结果,证实了张新朋的判断:将“俄敦11018号”置于“北敦11731号”的左侧,不但残片正面分离的文字可以合而为一,背面原本断裂的山峰、河流也都得以接续。
“将这3张分藏在俄、中、法的残片缀合后,我们恍然大悟:正面部分不是像大多数古籍那样从右向左读,而是应该从左向右读,依次讲述了夫妻话别、丈夫服役、客死他乡的场景;背面描绘的是修筑长城的情景。图文结合,保存了‘变文’这类讲唱文学作品的典型范式。”张涌泉回忆,“20多年前研究伯5019号的缩微胶卷,因为文字严重残缺,胶卷卷面又很暗,难以卒读。这3张残片的成功缀合,不仅恢复了一个初步可读的变文文本,而且使我们得以走近古代变文作者,重构变文讲唱的场景,去拼接那早已消失了的古代文明。”
先把内容相关的敦煌残卷汇聚在一起,再将内容直接相连或相邻的残卷进行比对,碴口是否相合、字体是否相同、装帧是否一致……在实践中,张涌泉团队系统总结了敦煌残卷缀合的程序和方法,大大提升了缀合效率,新的缀合成果不断涌现。
“目前的缀合结果显示,至少四分之一以上的敦煌卷子可以缀合。”对超过30000号敦煌文献进行系统缀合后,张涌泉团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。学界估算敦煌文献的总数为70000号,按此推算,可缀合的残卷数将达17500号以上。
“张涌泉教授团队缀合了一大批敦煌文书,应该说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敦煌文书缀合。这是真正的学术推进。”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会长、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吴振武认为,张涌泉团队总结出的敦煌文书缀合方法和经验,具有引导和示范作用,对未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缀合敦煌文书也会有很大帮助。
回到历史现场,探索藏经洞之谜
“至少四分之一以上的敦煌卷子可以缀合”,这个结论意味着,除去约6%基本完整的卷子外,还有大约三分之二的敦煌卷子无法缀合。张涌泉一边做着缀合,一边思考着为什么那么多残卷不能缀合,这或许可以成为解开“藏经洞之谜”的一把钥匙。
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为什么封闭?是什么时候封闭的?为何在如此狭小的石室中,存放了如此丰富的文献?自1900年藏经洞被意外发现起,人们就在不停地追问这些问题。120年后,张涌泉给出了新的答案。
“藏经洞文献在流散过程中,的确有人为造成的撕裂,但比例应该不会太大。”随着缀合研究的深入,张涌泉认为,藏经洞中保存的写卷,很多原本就是残缺的,“公元十世纪,一位名叫道真的僧人从敦煌各寺院、道观、学校以及官府搜集了大量残卷,将它们存入藏经洞,为修复做准备。一些经书修复后,转移到寺庙去供养、诵读,剩余的复本和残卷断片,继续留在藏经洞作为配补或修复材料备用,最终成为我们见到的藏经洞文献。藏经洞的封闭,很可能与道真去世和他主持的修复工作结束有关。”
敦煌文献中留下了道真的一段话:“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,收入寺中,修补头尾,流传于世,光饰玄门,万代千秋,永充供养。”在缀合过程中,张涌泉团队发现了不少古人对这些残卷“修补头尾”的线索。
国家图书馆藏“北敦5679号”,抄写的内容是《佛说佛名经》卷第十六,颇为完整,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,卷首的五行字与后面的文字字体不同,而且有拼接的痕迹。
“这卷《佛说佛名经》原本缺‘头’,有人从其他地方找来相同的内容,补在这个地方,使之成为完整的卷子,这就是道真说的‘修补头尾’。”张涌泉认为,道真之所以强调“修补头尾”,是因为那些经常翻阅的经书,卷头和卷尾更容易破损,是修复的重点。
巧合的是,张涌泉指导的硕士生刘溪,找到了这卷经书“原装”的“头”。那是国图藏“北敦11567号”,虽然仅存3行,不能与“北敦5679号”直接拼合,但与其字体相近,卷心高度相同,而且首行写着“佛说佛名经卷第十六”。
“可能是因为这个卷子原本的‘头’破损过于严重,在修补的时候被裁去了,而改用一张写有相同内容的纸来代替。”张涌泉团队的研究,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千年前修复典籍时的场景。
就是通过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实例,张涌泉有了对于“藏经洞之谜”新的解答。
“张涌泉关于藏经洞性质的新看法,有全面调查梳理敦煌文献的坚实基础,有全面调查的数据作为论据,比以往的各种说法具有更强的说服力。”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、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郝春文如此评价。
虽然受到很多专家的肯定,但张涌泉还有一些遗憾:不少敦煌文献,他们只能看到黑白照片,而无法获得高清、彩色图版,这给缀合研究带来了巨大困难,缀合后图版的逼真度也有所欠缺。他相信,随着更多高清、彩色敦煌文献公布,他的团队会有更多新的发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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